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

1.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

　　试论文化产业投资不足问题之克服
　　摘要：本文对当前我国存在的文化产业投资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国外在文化产业投资问题上的做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克服文化产业投资不足的办法。
　　关键词：文化产业；投资

　　一、投资不足是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与任何事物的发展与进步一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投入的保障。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裕，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这正是发展文化产业的社会源动力，文化要实现产业化，其所需要的资金、人力、物质的投入会呈现出更为大量的需求。因此，从法律、政策与事实上确认必要与充分的投资，这是文化产业必不可少的物质保证。而投资不足必然会制约文化产业发展。导致资本向文化产业投入的不足，进而影响文化产业发展进程的原因主要包括：

　　（一）投资渠道不畅通

　　文化产业的投资渠道总体上可以分为：国有（政府）的文化投资、民间文化投资和外资的进入。长期以来，文化被认为是纯粹的公益和消费部门而由政府财政包办，这种体制使得投资渠道过于单一、狭窄，只讲投入不讲产出，许多重大的文化基础设施由于缺乏资金，其建设受到严重的限制。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文化产业大多实行“出身”准入制。即只有是“我部门”、“我行业”、“我地区”以及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才能优先进入市场，这就把部门出身、行业出身、地域出身和所有制出身变成了文化市场准入的条件，由此导致民间资本的产业进入壁垒比较高，使得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难以向文化产业靠拢，急需资本扶持的文化项目只能望梅止渴。而外资由于在文化的市场准入方面受到限制，其资本的进入也受到一定的控制。

　　（二）投资方式不合理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的直接财政拨款和一些文化经济优惠政策给予了文化产业发展以很大的助力，“九五”期间，全国文化、文物、广播电影电视和新闻出版事业财政经费投入大幅增长，如文化事业费财政拨款年均增长14 .96%，至2000年达到67 .03亿元；但是，对一些产业或项目的资金投入上缺乏明晰的终端目的性，往往造成投入和产出不相协调。在根本上仍然是一种事业型投入方式，而非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化投资方式。此外，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程度较低，在融资手段上比较原始，即以资金方式投入为主。缺乏现代化的筹资方式，如通过股票、债券等方式筹措资金。

　　（三）法律保障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法规体系还不完善，诸如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所关注的法律地位、权益保护、退出机制等核心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此外，国家对文化事业的管理主要依靠政策号召和行政措施，而缺乏用法制手段引导、保障文化建设和文化活动的顺利进行。法制环境的不完善，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投资的风险成本急剧攀高，令投资者望而生畏。

　　（四）文化投资效益的体现也是影响资金向文化产业投入的重要制约因素

　　从单纯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投资者只对其所投资的项目的利益实现感兴趣，投入少、收效大、周期短自然能够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而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无论是用于形成固定资产的文化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用于形成流动资产的文化的知识产权投资和用于培育文化战略后备资源的投资，其建设、创作、培养周期和成型期都比较长。出于对投资回报的考虑，政府投资、企业投资、私人投资等，所选择的投资重点也不一样。这就需要政府统筹兼顾，采取必要的投资倾斜政策，促成一个比较合理的投资结构。

　　二、国外文化产业投资情况简介

　　（一）政府加大投资力度

　　加拿大为了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努力扩大和占领文化市场。在连年削减联邦预算的情况下，却不断增加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如为支持电影业发展，投资2亿加元，建立了一个故事片生产和发行基金；对投资电影业的加国公司实行一定程度的减免税政策等等。

　　法国政府非常重视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每年都拨出几十亿法郎用于兴建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等文化设施。这些资金先由政府拨给文化部，再由文化部分配给各施工项目。近几年，法国兴建了一批大型文化工程，如巴士底歌剧院、新国家图书馆、大卢浮宫扩建工程等。这些工程耗资巨大，施工时间长，如新国家图书馆工程建设资金为80亿法郎，1989年开工，1996年建成，工期为7年，每年均需十几亿法郎的投资。1999年，文化部用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为35 .43亿法郎。因此，文化设施的建设是法国最重要的文化产业。

　　韩国近来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得益于大量巨额资金的投入。近年政府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投入，文化产业预算由1998年的168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878亿元，文化事业占总预算的比例由3 .5%增长到约17 .9%.

　　（二）投资主体的多元性

　　美国文化产业之成功经验之一在于实现了文化产业投资主体的多元性，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博物馆学会对文化艺术业给予资助，州和市镇政府以及联邦政府某些部门在文化方面也提供资助。而美国文化艺术团体得到的主要社会资助则来自于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捐助等，其数额远远高于各级政府的资助，1997年文化艺术业的经费总额为175 .83亿美元，其中社会赞助为37. 6亿美元，政府直接资助20 .96亿美元。

　　近些年来，澳大利亚文化产业之所以向前发展、文化市场日益繁荣，商业赞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赞助形式表现出来的商业参与文化活动，正成为一个重要的筹集资金的方式。进入9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政府和文化机构越来越认识到，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只靠传统形式上的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其发展所需的资金，政府和文化机构的目光均逐渐转移到了企业，寻求赞助以弥补政府财政拨款的不足。1991年3月，澳政府出台了文化组织登记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向这些已登记的文化组织（目前已有将近1000个）提供赞助，便可免纳相应数额的收入所得税。同时澳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澳大利亚人文基金会）为企业和文化机构双方牵线搭桥，提供咨询；出版期刊宣传和指导；实施有关减免税政策。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企业和个人向文化机构提供无偿捐赠或商业赞助的积极性。

　　印度政府通过给予优惠政策等方式鼓励国内私人企业和财团投资文化企业，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印度的新闻社、广播电台、报纸杂志以及电影制作发行，图书发行，演出团体等主要文化产业部门都采用了官办、民办多种形式。如印度报业托拉斯这家全国最大的通讯社就是一家私人机构，而在印度最有影响的时报系、印度教徒报系、印度快报系等全都是有私人投资，这些报系不仅发行出版报纸杂志，而且涉足更广泛的文化产业领域。

　　（三）融资方式的多样性

　　美国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程度比较高，在美国，各个文化产业集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融资体制，一些有实力的文化产业集团如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其背后都有金融资本的有力支撑，文化产业集团与金融集团间互相渗透，互相参股、控股，二者之间建立了稳定的伙伴关系。

　　英国对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实行“政府陪同资助”即如果企业决定资助文化事业，政府将陪同企业资助同一项活动，为这项活动的质量和成功打上“双保险”。政府特别鼓励“新投入”，即当企业第一次资助时，政府“陪同”企业资助，其比例是1∶1，对于第二次资助，政府则对企业多出上次资助的部分实行1∶2的比例投入。资金的加倍投入，必定会扩大文化活动的规模、质量和影响，广告效应自然增倍。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明显地提高了英国企业资助文化事业的积极性，已有3000多家公司加入了资助文化事业的行列，资金高达近亿英镑。

　　韩国在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机制中，运作“文化产业专门投资组合”。这是以动员社会资金为主，官民共同融投资的运作方式。文化产业振兴院2000年至2001年两年期间，成功运作“投资组合”17项，共融资2073亿韩元（政府350亿，民间1723亿）。计划以后每年通过“投资组合”至少融资1000亿韩元。2001年韩国电影振兴公社通过“电影专门投资组合”融资3000亿韩元，保障了电影事业的发展。

　　（四）投资具有良好的法治环境

　　加拿大强调立法，用法律进行行业的宏观管理。加拿大是联邦制国家，文化由联邦、省、市政府分别管理。一般情况，联邦政府负责全国性的文化事务，主要是通过颁布各种法规对全行业进行指导和管理。省、市政府也依据所辖范围，通过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进行指导和管理，对主要文化投资领域采取了完全透明和基本开放的政策，任何人都要严格遵守，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使投资者所面对的政策风险降到最低。

　　日本文化产业得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法律法规健全，通过法律法规调控文化市场的手段已经逐渐机制化；在文化产业中，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法规就是1970年5月6日颁布的《著作权法》，迄今已经修改20次。该法明确规定，保护各类著作物作者的所有权利，以及对有关部门作品和表演、唱片、广播电视等的权利及相关权益。其目的是公正使用这些文化成果的同时，有效维护作者的权利，使文化产业得以健康有序地发展。

　　近些年来，智利也不断适时出台并不断修改完善法律条款，为文化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使智利的文化产业走上了一条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同时也使政府对文化工作的管理做到了有法可依。例如：为使智利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匹配，智利政府于2001年着手对原《文化捐赠法》的有关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并获国会通过，颁布实施。修改后的《文化捐赠法》拓宽了文化机构筹集资金的渠道，灵活了捐赠方式，扩大了受益群体，提高了捐赠资金的免税百分比，进一步刺激了捐赠人的积极性，逐渐形成了“企业办文化、文化全民化”的风气。

　　三、我国文化产业投资不足问题之克服

　　（一）改革文化产业融资办法，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限制

　　我国金融专家汪保健、肖瑞林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加大金融的介入力度，假如没有金融的全方位的介入，文化不可能真正走向产业建设。良好的金融环境是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在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仍受资金短缺制约的情况下，鼓励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加强文化产业与金融的融合，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为此：

　　1 应鼓励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完善融资手段。在投资来源上，鼓励企业、个人、境外资金兴办文化企业。在投资方式上，采取独资、合资、合作、合营等多种途径；既可以资金方式投入，也可以土地、无形资产和技术方式投入入股；还可以通过股票市场发行股票、债券以及文化彩票等方式筹措资金。此外，还可以通过流动资金的贷款、固定资产贷款、联营股本贷款、循环贷款、产权市场上的溢价转让和拍卖、项目贷款等间接融资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为了提升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程度，亦可大胆引进外资。

　　2 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限制。目前，我国文化产业进入壁垒还比较高，民间投资进入的深度明显不足，这不仅体现在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在市场准入条件上的不平等，还体现在我国对民间资本与外来资本的区别对待。为了充分调动民间资金，广开投资渠道，笔者认为：首先，要打破垄断，鼓励竞争，支持民间力量投资文化项目，实现文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渠道的多样化，让市场在长期资源的配置方面发挥主要和关键作用。国家（政府）主要依靠宏观经济政策对文化市场进行引导，再由市场引导分散的企业投资，构建众多的民间投资主体。目前要进一步明确投资主体的分工和投资责任，切实按照国家文化产业各行业的特点和文化市场供求情况，将文化产业建设项目划分为竞争性项目、基础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真正确定企业是基本的投资主体地位，政府尽快减少竞争性项目的投资，集中力量进行大型的基础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将竞争性项目的投资主要让位于民间投资。通过制定相关税收政策，鼓励个人和团体对文化事业的投资与捐赠，鼓励工商企业和社会人士对文化产业的赞助。其次，对加入WTO以后，我国已承诺对外资开放的文化领域，应同时向民间资本开放，改变文化产业领域当中存在的外来资本“超国民待遇”的状况。凡外资准入的，原则上可视为允许国内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领域。同时，我国对外资准入时间上的限制，不适用于国内民间资本。

　　（二）进一步加强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

　　鉴于我国文化产业领域投资现状的分析，目前应加强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通过政府财政拨款对文化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有着无法替代的地位与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制定有关的文化投资法规、章程、实施细则以及相关配套的政策、措施，并通过监督实施，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范文化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使文化产业投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 引导投资方向、调整投资结构。随着我国文化产业建设的大力推进，许多地区都遇到了文化投资的短期效益和长远回报的矛盾，遇到了政府的公共投资和企业的商业投资如何衔接配套，以及如何分担投资的风险和分享投资效益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统筹兼顾，采取必要的投资倾斜政策，促成一个比较合理的投资结构。

　　3 合股参与，共同投资。政府可以通过与文化企业等投资主体合股参与共同进行投资，不但为企业等投资主体分摊了风险，同时也在客观上减轻了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方面的压力。

　　4 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无论是对国内的投资者还是对外商来说，投资环境是他们所最为关注的一大问题。改善投资环境实际是改善播种与收获的联系。因此，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政府就必须不断地改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的改善既是政府一项长期的任务与工作，也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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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至善基金投资领域有哪些？

据我了解，至善基金是以高端制造业、影视文化产业、大健康产业、互联网+等为重点投资领域的，还有涉及一些新零售和不良资产处置等。

3. 从财政政策类型角度谈谈你对中国现阶段财政基础设施投资的看法，急急急急！

扩大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既是医治经济紧缩的救急良药，也是积累长期经济增长后劲的有效举措。但是，财政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有一个优化和合理选择的问题。本文认为，只有在投资领域、融资方式与体制等方面进行科学地选择与安排，才能实现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最大经济效益与社会福利后果。我国经济发展的指标显示，进入9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已开始从短缺经济转为结构性的过剩经济。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扩大投资、启动内需的需求治理政策便成为宏观调控的主旋律。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即通过扩大政府公共投资来增加投资需求，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目前已初见成效。但是，由于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欠帐太多，加之投资体制改革的滞后，现有的投资仍不能为日益增大的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提供有效的供给。在现有的财政投资中，由于我们对财政职能的转换方面的理论积累相对薄弱，实践中仍不能抵御旧体制的惯性冲击，使投资不能产生理想的预期经济效益。因此从理论上探讨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亟待解决的问题，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试从这方面提出自己初浅的看法。一、财政投资基础设施产业最适领域的界定和行业选择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最适领域的界定和行业选择，是首先应解决的问题。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只有单一的政府投资渠道。无论是新增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对原有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都完全由财政拨款来满足。这种投资体制，一方面造成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匮乏，财政枯竭，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基础设施有效供给的严重不足和有效需求日益增长的尖锐矛盾，使得反映我国基础设施拥有水平的许多指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人均发电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只是平均水平的一半，城市平均污水处理率只有10%，电话的普及率也很低。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基础设施产业欠帐较多，它在未来需要有个大发展，以满足国民经济增长的需要。可是，政府的财力又十分有限。根据联合国的推荐，基础设施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应为3－5%，而我国在1953－1983年这一比重仅为0.37%，近几年也只有2%。目前，在财政还要承担大量的体制改革成本的条件下，基础设施建设完全依靠财政增加投资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是很难办到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必须扩大投资渠道，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更要优化投资结构。由于基础设施产业的特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未来财政投资的重点仍然是基础设施领域，但不能是全部。因此，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益，这首先就需要明确界定财政投资基础设施的最适领域。一般地说，基础设施产业按照其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程度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完全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纯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如电力传输、有线通讯、城市的雨水排放系统、城市街道照明和绿化系统、环卫环保和防灾系统。这些产品生产的增加，并不引起边际成本的增加，其个人使用也并不排除他人的使用。二是具有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产品。如出租汽车，无线传呼等。三是具有不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混合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如一座桥梁，在不过分拥挤的条件下，增加一辆车的通行并不增加边际成本，故具有非竞争性，但要阻止辆通行设一个岗就可以做到，所以又具有排他性。有的物品具有竞争性而不具有排化性，如私人建造一座花园，即使设置围墙，也不能排除路人闻到花香并享受净化空气的好处。上述三类物品，因性质不同，提供方式和途径也不大一样。私人物品可完全由市场提供。因为市场交换要求客体的可分割性和利益边界的精确性，而私人物品具备了这个要求，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的交换来提供。而公共产品，它的需求和消费是公共的或集合的，其享用一般是不可分割和无法量化的，利益边界也无法精确计算。假如由市场来提供，每个消费者都不会自愿掏钱去购买。可见，市场只适合提供私人物品和服务，对提供公共物品是失效的。所以对纯公共物品的提供是政府投资的最适领域。至于混合的物品，它兼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双重性质，可以采取公共提供的方式，也可以采取混合提供的方式。最终采取哪种提供方式，取决于税收成本和税收效率损失同收费成本和收费效率损失的对比，即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解决。综上分析可知，对于生产和销售纯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领域，必须由财政投资来发展。因为这些产品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公众不可能且不应该通过生产交换来获得，而只能通过政府安排支出来满足。对财政投资基础设施最适领域的确定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施时，不至于发生“挤出效应”，保证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不断增长。实际上在1998年下半年，启动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发生了一些“挤出效应”，主要是财政政策扩张时，适当的投资领域界定不清，项目预备不充分，出现了抢项目的情况，挤出了一部分外资预备投资和地方政府自筹的项目。对于纯粹的私人产品的基础设施领域，原则上财政要退出，完全由市场提供。至于一些准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根据我国的目前情况仍然要保证适度的财政投资。这些领域可以采取三种投资方式:一是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采取社会化的投资形式，主要是一些大型的公共工程，财政可采取参股的形式投资。二是可以利用外资，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商对基础设施投资，对微利和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项目，财政可通过贴息和风险担保形式投资，以提高投资人的投资回报率和减少风险。三是在条件成熟时，鼓励保险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公共基础设施，财政可在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财政对这些准公共产品的投资形式，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二、财政投资基础设施产业最佳资金来源和投资方式选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作为计划资源配置的重要部门，承担了大量的经济建设的支出，其中也包括了全部的基础设施投资支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30%以上，由于当时财政收入主要是来自税收和国企的利润上缴，没有债务收入，因而基础设施的投资直接反映在国家预算中的经济支出项目上。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开始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1996年已下降到11.57%的最低点。另一个变化是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实现体制的转轨，开始建立了国债制度。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到1998年底内债余额已达7，100亿元，预计2000年可达11，311亿元。因此，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和形式也必然发生变化。一般地说，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应包括:财政资金、银行的信贷资金、外资和向社会集资。就财政资金来说，可有预算内、预算外和国债资。下面，我们重点分析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佳资金来源与形式。对于生产和销售纯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领域，必须采取财政预算内的直接支出形式，它的资金来源应主要是税收和规费收入。这种资金来源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与纯公共产品提供的性质是相吻合的。因为征税虽然是可以精确计量的，但公共产品的享用是无法量化的。所以，纳税人的负担与纯公共物品的使用之间的关系缺乏精确的经济依据，使得这类产品的生产成本只能通过国家税收收入来弥补，免费向社会提供。对于大多数准公共物品的投资要采取多元化的投资方式。财政投资的重点是为基础设施提供基础条件的部门，其最适的资金来源是国债资金。因为国债资金也是国家可支配的资金，毫无疑问应该投向那些私人无力承担或不愿意承提的公共工程项目。但国债资金又与其他财政收入在性质上不同，是以偿还和付息为条件的。假如将它投到那些完全无法收回成本的纯公共产品项目上，势必造成国家未来偿还债务的压力，很可能使国债资金陷入借新还旧的不良循环之中，国债资金的这种投向即不符合还本付息的使用原则，也不能使其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我国目前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较大，1997年当年的发行额占中心财政支出的比重达70%以上，还本付息占中心财政收入的比重也达26.9%，因此必须考虑国债的投资收益。实际上1995年底，我国国债余额的3，300亿中的80%是投在财政性的建设领域，主要是这些准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1998年下半年，财政对四家商业银行增发的1，000亿特种国债也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由于我国目前国债余额还仅仅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今后，国债发行还有很大的潜力，因此，要很好的探索国债的最佳投资领域，建立合理的国债结构，既包括期限结构，又包括收益结构，安排好盈利、微利和无利项目的投资比例。建议国家可考虑建立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国债基金，专门用于准公共产品生产领域的投资，这样既保证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的不断增长，又使国债资金运行于良性循环之中。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纯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可采取直接投资的形式。而准公共产品领域可采取间接投资形式，这些形式包括财政资金的参股和控股形式，财政贴息，对各种基础设施项目的风险担保和补偿。这些间接的形式，可以用较少的财政资金支持和推动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三、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治理体制的改革和投资效率的提高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最适领域是私人不愿意和无力投资的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生产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投资可以不计成本，不讲效率，非凡是用国债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还要考虑增殖性问题，以保证到期偿还。因此，必须改革现有的基础设施治理体制，提高投资效率。具体地说，应注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改革基础设施企业的经营方式，建立内在的激励机制。过去，政府拥有和经营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其理由是它的生产经营特点和涉及到的公共利益需要国家垄断。这种经营方式和治理体制，使得基础设施的提供者缺乏内在的激励机制和外在的竞争压力。投入产出不需核算，使用者的满足程度无需顾及，经营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不高。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负责提供基础设施的企业没有为其顺利运营所必需的生产经营和财务上的自主权。因此，必须在组织上和治理体制上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生产和经营基础设施的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使其经营方式多元化，运营原则商业化。对生产纯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企业，可以继续采取国有国营的方式。因为这些部门投资额大，回收期长，累积了大量的沉淀资本，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出，其边际成本为零，生产经营具有规模性或称自然垄断性特点。这样的部门，由一家或几家国有企业垄断经营，能减少单位成本，实现效率最大化。采取国有国营必须实行政企分开，以防止自然经济垄断导致行政垄断。改革的第一步是将政府的一个部门转变为国有企业，使其与政府明确脱钩，并赋于经营自主权。这一步改革我国已进行并卓有成效。第二步是对这些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使其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成为市场的主体。公司化的直接益处是建立商业化的会计程序，明确运营成本和收益，使国有企业和政府的成本与收益更具透明度。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后，还必须引入激励机制，通过政府与这些企业签订经营协议，激励这些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为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也可以将国有的基础设施企业交给民营和私营。国有民营和私营可通过租赁和特许权的方式，即公共部门可以把基础设施的经营(连同商业风险)以及新投资的责任委托给民营和私营。也可以采取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的方式，政府把由国有单位承担的某一重大项目的设计、建设、融资、经营和维护的责任转给民营和私营，使其在某一时期内(称为特许期)，对此项目拥有所有权和经营权，并设法偿还所有债务，获得预期回报。特许期过后，将所有权再转给国有企业。2、制定恰当的政策法规，创造有效竞争的制度机制。由于大多数基础设施行业，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然垄断和规模经济的特点，使它们缺少竞争活力。这就使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总是面临着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的两难选择，必须很好地协调二者关系。政府在制定有效竞争政策时的基本思路应该是:首先区分自然垄断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分别制定不同的有效竞争策略。对于自然垄断业务，建立模拟竞争机制的治理体制，即通过经营许可证制度和恰当的定价策略，提高其竞争意识，规范其经营行为。对非自然垄断业务，可完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样才能使整个基础设施产业处于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状态。3、以经济原则为基础，建立高效率的价格治理机制。过去我国对基础设施产业的价格治理，采取从低定价的原则。大多数产品的价格都低于其边际成本，违反效率原则。因此，改革基础设施产品价格的治理体制，是提高投资效率的重要手段。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以经济效率为准则，根据公众的承受能力以及分配体制的改革，使其既反映价值又反映供求，既具有刺激企业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功能，又不损害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分配效率。我们在制定基础设施产品定价策略时，可借鉴英国政府的做法。英国政府对基础设施产业价格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行最高限价模型，即RPI－X价格治理模型。RPI为通胀率，X为政府对企业所规定的生产效率增长率。最高限价模型，可以促使企业自觉优化配置生产要素，积极地进行技术创新和加强企业治理，使生产效率的实际增长率高于政府规定的X值。这种价格治理体制，既对企业有内在激励机制，又使价格控制在政府期望的范围内。4、整体规划协调发展，降低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成本。许多基础设施企业有一些共同需要，如电力、邮电、自来水、燃气等部门都要使用地下管道。过去，由于各自为政，许多城市每年都需要挖开大小上百条路，挖了填，填了又挖。这种重复建设一方面增加了基础设施整体建设成本，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城市交通、环卫和市政治理，是城市建设和治理的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政府应考虑从共同使用地下管道的有关行业中，筹集一笔共同基金，组建地下管网公司，对地下管网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施工，统一治理。在电信业中也存在此类问题，是否可由政府牵头，将公用网和专业网进行统一协调和共同建设，这样就会大大节省网络建设的社会成本。在交通运输方面，政府应做好各运营企业的协调工作，以利于对现代交通进行综合治理。

4. 试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阐述我国当前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

转变政府职能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制度保障　　来源：求是魏礼群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长期的战略意义。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更要靠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来推动。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一、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负有重大责任　　我国在制定“九五”规划时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有所进展，但从总体上看，问题仍比较突出。集中表现为：一是发展结构不合理，主要是产业层次低，城乡、地区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投资消费关系失衡；二是经营方式粗放，投入多、消耗高、效益低，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既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也同我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关，更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有关。政府的职能和行为决定着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形式，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政策措施制定者、经济活动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改革创新组织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广泛的、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方式既受特定发展阶段以及资源禀赋条件等客观因素决定，也受发展观与发展战略导向、管理体制和政策安排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可以是自发的渐进的历史过程，也可以是政府自觉推动的战略性转变过程。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合适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形式。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多属于市场推动的过程，但政府也实施了一定的干预，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完善各种法律和制度，规范市场进入标准和市场主体行为，保证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政府大力投资于科技、教育、卫生和其他公共领域以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经济手段调节社会分配。对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经验，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借鉴其有益之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决策高效、组织有力、能够集中力量大事的优势，我们要发挥这个比较优势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在逐渐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部分任务将逐步由市场自行解决。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仍处在发育和完善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协调内需与外需关系、投资与消费关系、城乡关系、区域关系，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还需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的重要作用。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需要自觉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比较优势的功效，来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需要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发展一度陷入严重困难，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方式受到了冲击。当前，经济发展中许多粗放经营、结构失衡等深层的矛盾和问题都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密切相关，迫切需要加快突破一些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和制度。经济社会生活中潜在的风险也要求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只有进一步转变和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和环境　　从根本上来说，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合理界定和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正确行使政府职能。具体来说，就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制度，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管理水平，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营造良好的环境。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情况下，尤其要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包括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和信息服务的导向作用，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规范，纠正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现象，淘汰落后产能和防止产能过剩，促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城乡、地区协调发展。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健全宏观调控制度。宏观管理还要体现出中央的决策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宏观调控决策有效。同时，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具有基础意义，要完善市场体制和竞争机制。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优化结构、节约资源、提高效益的基础，必须使企业充分行使生产经营自主权。目前的问题是：政府及有关部门仍然管了不少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审核事项还过多，有些地方政府仍然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决定建设项目，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计生产成本，不讲经济效益。因此，必须切实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让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发挥好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力的推动作用。这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所在。　　第二，加快财政税收和价格体制改革，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制度和价格机制。财政、税收、价格手段是促进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直接最有效的经济手段。要实行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资源能源节约的财税制度，加快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公共财政体制，重点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使财政资金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支持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地向节能减排、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并建立长效机制和制度保障。　　第三，健全优化经济结构的政策体系，鼓励依靠自主创新促进发展。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靠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支撑推动。特别是要推进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生产结构调整，逐步实现从低成本扩张模式转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扩张模式，从高消耗、高污染增长模式转向低碳化、绿色化清洁生产、可持续增长模式。调整产业政策，大力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淘汰污染严重的产业，发展现代农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选准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战略调整。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为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创造条件。这不仅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选择。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扩大内需的持久动力，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为此，要建立和完善统筹城乡的土地利用和建设规划制度、产业布局和产业协调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公共服务制度、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制度、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制度等，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创造条件。　　第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当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因此，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是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既需要通过发展经济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又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合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总的方向和原则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应更加注重公平。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企业“利润侵蚀工资现象”，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维护劳动者权益。深化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重点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创造条件让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倡导健康的财富理念，积极推动社会慈善事业发展。要通过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整顿分配秩序，努力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第五，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建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激励约束制度。推动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政绩评价导向具有关键意义。政绩考核评价既要看经济增长的速度，更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还要注重社会进步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要坚决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扩张的考核评价制度，切实把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和改善民生，加强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和公共服务建设，作为重要标准纳入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并实行政府绩效评价和行政问责制。这样，才能引导各级政府把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有利于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形成有利于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机制。　　三、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政府要有效行使职能，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有更大作为，必须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要重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两手都要用，都要硬，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是在实际工作中要把两者结合好，还需要结合具体发展阶段和发展领域有所侧重。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为此，政府既要重视运用经济手段引导资源配置，又要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消除各种制约和影响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体制机制，健全统一、公平、公开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机制，从而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政府科学管理和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保障。　　要处理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近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外需严重下滑，政府增加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这是完全必要的，实践效果也是好的。在经济企稳向好之后，政府投资力度可以作适当调整，要地考虑促进民间投资，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最近，国务院制定了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应认真贯彻落实。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进一步解决民间投资准入难的问题。要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深化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改革开放，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壮大实力。建立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正确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需要合理和清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事务，健全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各级政府要按照加快职能转变的要求，结合实际，突出管理和服务重点。中央政府要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管理，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要加快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探索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的路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把保持中央财政调控能力与扩大地方财力结合起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适当简化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权，中央政府集中力量解决涉及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强化投资活动监管。要完善引导全社会投资活动的体制与机制，推进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式的创新。　　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既是拉动消费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要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坚持把公共资源配置地向民生领域倾斜，扩大公共服务，加快社会事业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切实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当前，特别要围绕促进就业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定政府投资和引导社会投资方向。同时，要下更大决心集中财力建立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责任编辑：孙丹）　　（供参考）

5. 简述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

1、1978—1999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预热期。
这一阶段，我国政界、学界和企业界对文化产业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的焦点是文化可不可以产业化、文化能不能够产业化、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文化是否构成生产力等问题。
2、2000—2005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初创期。
在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为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概念提了出来，强调：“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3、2006—2011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改革攻坚期。
这一阶段，我国基本完成了出版、影视制作、发行、广电传输、一般国有文艺院团、首批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等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政企、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逐步推进。

扩展资料：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的未来趋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对于我国文化产业来说，新时代意味着我国文化产业将从粗放的铺摊子式的发展模式向高质量、高层次、精细化发展模式转变。
这就要求文化产业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规划好未来发展蓝图；突出创新、创意、创造性发明和原创知识产权掌控，坚持内容为王；推动互联网、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与文化、审美、艺术的高度融合，大力培育文化创意产业新业态；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进一步跨界运行，创造出一批适应市场化运行的新形式；注重以文化产业新业态、新形式催生文化消费新模式。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未来趋向（人民观察）

6. 如何认识和推动创新驱动时代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发展

目前衡量创新型国家的主要标准是科技标准。但我认为，除了科技标准外，文化创新也应该成为衡量创新型国家另一个重要标准。对于如何认识、理解和推动在创新驱动的时代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我想谈三点个人看法：一、应当将文化产业发展切实纳入国家整个创新驱动战略和政策之中。二、应当深入开展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现行管理模式，逐步建立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综合统筹管理体制。三、加快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进程。”本文为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文化室主任朱兵，近日在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高端峰会上的发言。

非常高兴和感谢受到邀请出席由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主办、传媒大学承办的2016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高端峰会，高朋满座，智者云集，让我也有机会聆听大家的高见，增长见识，开拓视野。
首先，我认为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好，“文化+时代：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鲜明地点出了当前文化发展的重要时代特征。
一是我们正处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重要节点上，这个节点既是结构调整的关键枢纽，又是关键动力，那就是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驱动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十八大报告提出来的。十三五规划又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这一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这为我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是经济发展，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是建设文化强国、发展软实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文化与经济，经济与文化，二者有着极为深刻的内在关系。
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深入探讨文化发展，反映了会议主办者跳出文化谈文化，把文化与国家发展战略的主线紧密结合，寻求跨界、融合、统筹的高度敏锐性和洞察力。
目前衡量创新型国家的主要标准是科技标准。国际上对创新型的国家和一般性的国家是有区分的。
所谓创新型国家，判断的第一个指标是科学技术在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上的贡献率占多少，发达国家一般是在70%以上，我国到目前公布的大约是60%左右；
第二个指标，科研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是多少，按照国际上普遍的认可，创新型国家的标准应该占GDP的2.5%以上，目前我国是2%，我们国家中长期计划到2020年我国科研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2.5%，进入创新型国家。
但我认为，除了科技标准外，文化创新也应该成为衡量创新型国家另一个重要标准。从本质上说，文化创新的关键要素是内容创新，但文化科技和文化表现、传播和消费技术的创新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在这方面，我们还缺乏上下一体的普遍共识，尚未形成一个相互交融、有机统筹的体制机制。
对于如何认识、理解和推动在创新驱动的时代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我想谈三点个人看法：

应当将文化产业发展切实纳入国家整个创新驱动战略和政策之中
换言之，从文化产业自身角度来说，应当主动融入国家整个创新驱动战略和政策，并以此来认识和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目前无论是文化产业自身，还是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出台和实施，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是比较少的。这有复杂的原因，有历史原因，也有体制机制原因，但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产业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要主动出击，主动融入，充分运用国家战略和政策。在这方面我们有极大的空间和平台。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这是一份关于如何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最为重要的文件，非常具体，非常有措施。
全文共分9个部分30条，8000多字，包括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金融创新的功能，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创新培养、用好和吸引人才机制，推动形成深度融合的开放创新局面，加强创新政策统筹协调，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法律体系，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有力保障。
这份文件在整个科技界、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都震动很大，影响深远。但是，我觉得在整个文化界包括文化产业界，好像触动不大。这其中一个原因是起草制定这个文件的基本上是科技界、工业界、经济政策界，没有文化界参与。
整个文件只有四处出现“文化”一词，而且只是把文化作为创新驱动的环境附属语来提及的，如“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具有实质意义的仅在一处提及“改进互联网、金融、环保、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监管，支持和鼓励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发展。”
我以为，这份文件对有效实施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科技界、高校院所、工商企业界外，对我国文化企业、文化产业以及从事文化科技研究人员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件所提出的坚持需求导向、坚持人才为先、坚持遵循规律、坚持全面创新的4个基本原则，包括所提出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如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打破制约创新的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改进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的准入管理、完善企业为主体的产业技术创新机制、提高普惠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壮大创业投资规模、强化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的支持、拓宽技术创新的间接融资渠道、加快下放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加大对科研工作的绩效激励力度、改革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科研评价制度等，都在相当程度上适用于文化科技、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当今时代，文化与科技密不可分，相互推动、相互促进。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信息通信技术既是科学技术、也是文化技术，这一相互融合的趋势日趋明显。
在文化装备制造业和文化消费终端制造业中，在影视装备、舞台装备、影院装备、印刷装备、游艺娱乐装备、移动互联装备等领域，现代科技成果的开发、转化、利用比比皆是，成效显著。
据统计，目前，国内文化装备产业年交易量超过万亿元，占国内文化产业总产值的1/4强，并以年均20%增长。在这些方面，我们文化产业业界包括管理部门应当毫不犹豫地积极主动将文件所制定的卓有成效的具体举措予以适用。
例如，文件明确提出，加快下放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在利用财政资金设立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中，将职务发明成果转让收益在重要贡献人员、所属单位之间合理分配，对用于奖励科研负责人、骨干技术人员等重要贡献人员和团队的收益比例，可以从现行不低于20%提高到不低于50%。
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即对科技成果转化法进行了修改，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法的执法检查，我上个月随检查组去浙江，这一修改对当地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了显著成效，一些地方甚至把收益比例上调到70%。但从检查情况看，基本没有涉及文化企业、文化科技成果转化及相关科研机构。
要有效解决文化与科技融合问题，既需要科技界努力，更需要文化界的努力。
近些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促进二者有机融合的良好势头，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路甬祥牵头一直大力推动把创新设计作为创新驱动战略实现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和手段。
科技成果能够切实有效地转化为产品，需要有很多的条件和原因，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在科研技术转变为产品过程中，要使创新设计成为其中重要的、关键性的环节。
他提出一个理论，从农耕时代以来的设计分三个阶段，农耕时代是设计1.0版本，工业制造业所带来的设计称之为设计的2.0版本，当今世界进入新的时代，比如说高新技术包括信息技术、互联网的出现，环保理念、人与自然和谐理念、文化创意理念的出现，这些共同构成一个新的环境下的节能、环保、信息技术、大数据和文化的共同支撑下的新的设计理念，叫做创新设计，是设计3.0版本，他认为我们现在进入了这样的时代。
前些时候由中国工程院牵头专门成立了中国创新设计联盟，下面成立了一些分会，统筹我国的整个的设计行业。大家知道，以往中国的设计行业更多的是附着于工业设计领域，比如说机械工业协会下的工业设计委员会等。
进入改革开放以后设计的领域已经扩大了，不完全是机械工业产品本身的设计，覆盖到很多的领域，比如说艺术设计、环境设计、服装设计、灯具设计、日用产品的设计等等，这其中必然包括文化产品、文化消费、文化模式的设计。
今天谈到的创新设计是一个总体概念。中国工程院的创新设计联盟研究出台了一个战略报告，向国家提出了相关建议，把创新设计作为推动创新驱动战略的一个重要抓手和平台给予推动。
这一建议被正式写入《中国制造2025》，目前正在积极研究出台相关行动计划。
设计与文化密不可分，可以说，凡是设计都离不开文化创意，反之，凡文化创意也离不开设计。推动创新设计大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
2014年，国务院从文化产业的角度专门发布了一个重要文件《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今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决定深度发掘文化文物单位馆藏资源，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这些都反映出设计作为一个平台对文化与科技的交融。
另一个例子就是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数字创意”，将其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绿色低碳、高端装备与材料一并列为五个“十万亿级”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使之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数字创意也就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内容产业，包括影视、动漫、游戏、数字出版、在线服务等等。目前这项研究工作正由工程院潘云鹤院长牵头组织团队开展，取得了积极进展。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在国家政策层面、在科技界，都开始强烈关注到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开始采取实际步骤予以推动。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文化产业界包括文化理论界、管理部门更要有紧迫感，要进一步采取积极措施，加强舆论和研究，主动出击，在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上发挥更大作用。

应当深入开展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现行管理模式，逐步建立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综合统筹管理体制
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与科技仍处在一个协调沟通不畅的状况，相互割裂、各自为政。
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理顺管理体制，整合形成统一高效的文化产业促进机制。
所谓理顺管理体制有两个方面：
一是文化部门自身的体制，二是文化部门与相关部门如科技、信息、财税、金融等的体制。
目前，文化产业涉及到不少部门，机构分设，职能交叉重叠，政出多门。管办不分，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的传统文化体制的弊端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由于不同文化产业分属不同文化主管部门，产业政策制定和国有资产管理又分属计划、经贸、财政等部门。
全面建立统一高效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尚在进行中，尚未完全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执法体制，尚未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法治建设。
这其中，一些问题是短期的，一些问题是长期的，但无论如何，在当今全面推进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涉及文化产业的政府部门、企业界、包括学界，都应当齐心合力，采取有效措施，从制度层面、政策层面、机制层面、学术层面推动建立跨界、融合、统筹的管理体制，建立完善文化企业、文化装备制造业和文化消费终端制造业的信息平台，促进和保障文化产业切切实实纳入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之中，分享政策红利。
加快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进程
创新驱动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保障就是制度创新。制度的最高形式就是法律制度。
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工作，纳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一类项目。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柳斌杰主任委员也高度重视这一立法工作，委员会也开展了调研。
目前文化部正在牵头负责草案的前期起草工作，组成了专门工作班子，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
应当看到，起草工作有着相当难度，在明确文化产业的概念和范围、建立文化产业统筹管理机制、建立金融财税保障机制、构建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机制、建立文化产业社会化发展促进机制、建立人才培养保障机制、以及建立统一的文化市场及监管机制等方面，仍有不小的困难和障碍。
在此，我呼吁在座各位，充分发挥你们的智慧和能力，献言献策，共同为制定出台一部体现创新驱动战略要求、符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好法律贡献力量。

7. 文化创新的事例

《云南映象》的文化创新。
大型歌舞集锦《云南映象》将云南原创乡土歌舞与民族舞重新整合，充满古朴与新意。演员大部分是来自云南各村寨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演出服装原汁原味，他们的歌舞天人合一，他们的激情身心合一，他们的狂欢与生俱来，这一切再创了神话般浓郁的云南民族风情。
《云南映象》大量使用了可移动、升降转换的装置。据介绍，云南的少数民族在劳作之余，喜欢在广场上跳集体舞，他们称之为“打歌”或是“跳锅庄”。
为把这样的生活原态重现在舞台上，杨丽萍突破了以往舞台艺术的均衡布局，使传统的广场活动与现代舞台艺术得到了完美结合。音乐、服装、灯光、道具，将留给观众一个“原生态”的特定印象。
180副具有云南特色的面具，牛头、玛尼石、转经筒在亦幻亦真的舞台灯光中穿梭于远古和现代，在时空错位、视觉错位中构建一种生态情感。

扩展资料：
文化创新的意义
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传播，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都包含着文化创新的意义。文化发展的实质，就在于文化创新。文化创新，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
文化创新可以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文化源于社会实践，又引导、制约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文化创新的根本目的，也是检验文化创新的标准所在。
文化创新能够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传统文化才能焕发生机、历久弥新，民族文化才能充满活力、日益丰富。文化创新，是一个民族永葆生命力和富有凝聚力的重要保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化创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云南映像

8. 结合本质工作,谈谈对脱贫攻坚工作的认识和建议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涉及面广，内涵丰富，基本要求是：积极解决好教
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的问题，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为此，需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
要基础，发展教育也是把我国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必须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第一，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发展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提高全体国民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
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特别要切实加强德育工作，把思想道德素质放在首要位置，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做
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第二，优化教育结构。要坚持按照教育发展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
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重视学前教育，关心特殊教育，形成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格局。第三，推进教育改革创新。要着眼于构建
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大力实施素质教育。关键是更新教育观念，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
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特别要推进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使学生得到主动的、生动活泼的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
独立思考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创业能力。第四，坚持教育公益性质。教育是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对全体国民、对国家和民族现在和未来具有重大影响的公共
事业，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必须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规范教育收费，健全公共财政投入和保障机制，为全体国民提供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和条件。要
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做好这些工作，有利
于全面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同时，推动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还必须进一步在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素
质，把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教师应当为人师表，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　　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就业
是民生之本，是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条件。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这是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有利条件。同时，扩大就业的压力很大，就业形势严峻将
是我国今后较长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因此，必须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
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多渠道扩大就业。第一，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坚持发展经济与促进就业互动，积极发展经济和调整结构，以发展促进就业，扩大就业
规模，改善就业结构。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各类中小企业，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的新行业、新产业，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推进小城镇建设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尽可能多地增加就业岗位。第二，鼓励自主创业、自谋职业。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重大方针。创业不
仅是创业者自己实现就业，还可以通过发展多元化创业主体和多种创业形式，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带动更多的人就业。要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加强
就业观念教育，营造自主创业的社会环境。运用好财税、金融政策，增加融资渠道，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加强技能培训和信息服务，积极培育创业主体，使更多劳动
者成为创业者，推动创业型社会建设，扩大就业容量。第三，推进就业体制改革创新。要统筹城市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
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健全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要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及时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困难。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鼓励和引导大学生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就业。第四，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要规范企业行为，认真实施工时、休
息休假、最低工资、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标准。继续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国家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已制定了平等就业、工资支付、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子
女上学等政策，都应认真加以落实，还要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措施。要加强劳动执法监督，特别要解决好非法用工、超时加班、劳动条件差等
问题。这样，有利于扩大就业，也有利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
展，同时也出现了城乡、地区、行业和部分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现象。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快形
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第一，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这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
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分配制度，目的在于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在这
里，合理兼顾效率和公平，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往往关注初次分配解决效率问题、再分配解决公平问题，实际上目前许多分配不公问
题产生于初次分配领域。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是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内涵的丰富和完
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既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第二，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
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这“两个比重”，是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调整。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
和企业所占比重持续提高，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明显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这是多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过快、投资率持续偏高，消费增长缓慢、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原因。提高这“两个比重”，有利于理顺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分配关系，有利于增加广大劳动者收
入，维护劳动者权益，也有利于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第三，加大个人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总的原则是，
“提低、扩中、调高、打非”。“提低”，就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要强化支农惠农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
制，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
使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收入随着经济发展逐步较多地增加。“扩中”，就是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通过采取多种措施，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
入，使更多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调高”，就是切实对过高收入进行有效调节。要正确运用税收手段，使过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通过税收等形式由国家
集中用于再分配。“打非”，就是取缔非法收入。要严格执法，对偷税漏税、侵吞公有财产、权钱交易等各种非法收入依法取缔和惩处。还要规范垄断行业的收入，
引入竞争机制，打破经营垄断；规范垄断性企业资本收益的收缴和使用办法，合理分配利润。总之，要通过改革和发展，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
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防止两极分化，使全体社会成员逐步共同致富。　　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历来被称为人民生活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器”，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社会制度，是维
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总的看还不够完善，存在着覆盖面小、保障水平
低、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总的要求是：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指导方针，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
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此，需要着重抓好以
下几方面：一是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促进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范化，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促进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二是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要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使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城乡全体居民。三是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市要继续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到应保尽保。在农村要
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切实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问题。此外，社会救助与慈善事业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
可替代的促进社会和谐的特殊功能，应当支持其加快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还要积极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商业保险能够满足人们更高层次和多样化的社会
保障需要，也应支持其加快发展。同时，要采取多种方式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搞好基金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加强基金监管，杜绝非法侵占、挪用，确保社保基
金安全。要逐步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这有利于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也有利于促进劳动人口在全国范围的流动就
业。住房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当前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问题，应当把解决住房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加快建立适应全体居民需要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特别要健
全廉租住房制度。廉租住房制度是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重要制度，要合理确定廉租住房保障标准，健全廉租住房保障方式，加大廉租住房建设力度。　　
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健康是国民素质的重要体现，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多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与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的需求仍然差距较大，存在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大力发展医疗卫生服务，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要加快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
度，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目标。总的原则和要求是：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
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
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这是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和主要目标，要围绕这个框架和目
标，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同时，要完善重大疾病防控体系，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要以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为突破口，深化医疗卫生管理体制、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卫生投入体制、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保证群众基本用药。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要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发展妇幼卫生事业。
这些对于提高全体国民健康水平、增强健康体魄，都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
提。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和复杂性，必须把完善社会管理作为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任务。
第一，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坚持以人为本，创新社会管理理念
和管理方式，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实现服务，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第二，妥善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要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第三，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
社会组织具有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把它们的作用利用好、保护好、发挥好，有利于降低政府社会管理成本，有利于增强公民的社会认同感。
要支持各类社会组织承担社会事务，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第四，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要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完善安全生产体制机
制，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维护安全生产秩序，有效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
事件的能力；全面加强综合减灾能力建设，提高防范和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第五，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改革
和加强城乡社区警务工作，依法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完善国家安全战略，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