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结

2024-05-10

1. 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结

宏观调控政策具体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由于第一季度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国物价形势趋于回落,今年6月8日、7月6日央行在一个月之内先后调降存款准备金率一次、降息两次,贷款利率下调幅度大于存款利率下调幅度,在给予利率浮动区间后,进一步扩大贷款利率的下浮区间,使得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大大降低,央行通过货币政策降低融资成本、刺激信贷需求,稳增长的意图相当明显。
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总体看,今年财政收入增幅比去年同期明显回落,1至11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4.9个百分点。但尽管这样,1至11月,全国财政累计支出10.4896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5940万亿元,增长17.9%。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6953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完成预算的91.5%,比去年同期进度提高5.6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支出8.7943万亿元,同比增长18.3%,完成预算的83.5%,比去年同期实际完成进度有所加快。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生等重点支出得到切实保障。数据显示,截至11月末,教育、医疗卫生、节能环保、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等的财政支出呈重点突破态势,均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速。财政支出的大幅增加,尤其是涉及民生的支出大幅提升,使得财政政策成为今年宏观调控的一大亮点,有力维持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为“稳增长”奠定了基础。

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结

2. 2011年中国政府实行了哪些经济政策?是在什么背景下实行的?对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为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应积极稳妥、审慎灵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是要继续发展经济。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就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要“积极”。“稳健”是要控制通胀。通胀压力很大,要防止经济过热,就必须“稳健”。可以看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和具体政策是互相对应的,体现出中央政府的深思熟虑和综合考量。

就财政政策而言,从2008年11月起,我国已实施了两年多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稳定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2011年的财政支出,将更加突出改善民生和结构调整,将更多的资金用于“三农”、科技、教育、文化等社会建设,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明年中央政府为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可能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如为了拉动内需,就要增加居民收入,这样在结构性减税的安排上,可能会更加注重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通过一系列带有总体减税倾向的安排,实现低收入群体减税增收的目的。

就货币政策而言,“稳健”二字意味悠长。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下,稳健的货币政策主要就是要化解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两难相冲突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一方面,要回收巨量的货币流动性,控制物价;另一方面,要阻击国际热钱的流入。但前者由于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压力较大、信贷投放惯性较强、外汇占款规模上升、历史存量较高等因素而困难重重;后者则由于美国可能会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债务危机继续深化等因素而难以控制。后者的不可控性,完全可能使我们回收流动性的所有努力被国际热钱的大量流入所抵消。因此,不排除在2011年的适当时机,货币政策由“稳健”重新走向“从紧”的可能。

3. 总结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解读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及中国经济走向

  2011年中国经济形势可谓喜忧并存。喜的有,8月物价涨幅高位回落,CPI拐点或已来临;前8月外贸出口实现年初的两个目标,外贸增长呈现价格和数量协调拉动的新变化。忧的有,9月汇丰中国制造业PMI降至49.4,已经连续3个月低于50的经济荣枯线,中国经济可能进一步减速的预期有所增强。
  应该冷静、理性地去看待这些变化和挑战。首先,必须指出的是,通胀问题仍是中国当前面对的首要问题。8月CPI涨幅虽然已经有所回落,但仍处高位。特别是9月、10月面临中秋、国庆两节的影响,加之输入性通胀压力仍然很大,8月外汇占款环比大增七成,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短期CPI难有大的回落,实现全年调控目标难度也很大。

  其次,中国GDP增速的适度降低,符合发展目标和管理层的预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根据“十二五”规划,今后5年乃至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为此国家也将“十二五”期间的GDP增速下调至7%。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紧缩的货币政策,把防止通货膨胀当做长期的一个主要政策目标来抓。与此同时,面对国际复杂经济形势,中国不宜贸然承担拯救全球经济的重任。原因有:一是我们自身的发展还有很多问题亟待去解决;二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政策遗痛仍在,倘若再来一次货币转向,出台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政策,不但控通胀、调结构的努力付诸东流,更为可怕的是,这将加重我们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在总体紧缩的大基调下,货币政策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适当的微调。比如,针对当前中小企业等急需资金的重要群体,政策应“定向宽松”,多向它们倾斜,把更多的资金、更多优惠的政策分配给它们,这是保障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关键。中国监管机构在近几周也暗示可能放宽对农业、公共住房和小型企业的贷款限制,并出台了中小企业发展规划等举措,这是积极的信号,应该坚持,但必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

  二、解读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

  “中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表明,我国宏观调控的基调保持不变,对巩固和延续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意义重大。”
  1、把握一个“稳”字,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我国经济形势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物价温和下降。 张晓晶表示,当前经济内生力增强,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新特点,宏观调控基调需要把握一个“稳”字。
  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张晓晶说,体现在宏观调控政策上的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首先,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我国的宏观调控基本取向暂不需要大的调整。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3206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4%,经济增速环比持续放缓。11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创14个月来新低。目前,国民经济呈现增长较快、价格趋稳、效益较好、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虽然经济增速放缓,物价温和下降,但我国经济不仅不会二次探底,也不会“硬着陆”。张晓晶说,宏观调控的基调保持不变,有利于统一认识、坚定信心、凝聚力量。
  其次,稳定物价总水平依然是摆在宏观调控面前的重要任务。
  目前物价拐点已经显现,国内成本性通胀预期不断降低,但是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随时会推高物价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表示,食品价格将来会不会再次成为通胀的推高因素值得关注。目前三类产品的价格容易上涨,一是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农产品,二是房地产等不可通过贸易调节的产品,三是资源类产品。
  充裕的国际流动性将抬高大宗商品价格水平。尽管目前受欧债危机影响,欧美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总需求收缩,短期内促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但是,计划中的挽救欧债危机的2万亿欧元的流动性,以及美国可能的QE3(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会大大刺激总需求,带来大宗商品价格的推升,从而对中国构成输入性通胀预期。
  当前,欧债危机以及世界经济复苏遇到巨大的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宏观调控的取向不需要改变。就欧债危机而言,张晓晶分析,由于我国政府和金融部门对欧债的直接涉入不深,欧债危机对我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外需下滑,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张晓晶说:“保持宏观调控基调不变,显得格外重要。”
  稳,不是一成不变。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陈厚义说,稳,还要根据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特别是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
  2、把握一个“进”字,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张晓晶说,宏观调控上的进,就要深入分析经济发展和运行趋势变化,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重点,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节能减排形势严峻,经济金融等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同时,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各类风险明显增多。展望明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陈厚义说,要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宏观调控面临着复杂的任务。
  在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之际,反映经济增长的先行指标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11月份从上月50.4%下降至49%,自2009年3月以来首次回落到50%的景气临界点以下。中金公司研究报告认为,四季度经济增速受疲弱的外部需求影响,将会进一步降低。
  在控制物价的同时,宏观调控要稳定经济增长。从2012年1月1日起,我国将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地方债试点已经启动,近日,财政部发布的《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称,2011年上海、浙江、广东、深圳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央行近期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
  要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长期以来,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速度上看,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大低于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081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3%)。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1227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9%)。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明年是“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具有重要意义。张晓晶表示,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既是顶层制度设计,又是百姓关切。增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稳中求进,迎难而上,国民经济就能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总结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解读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及中国经济走向

4. 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哪些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三大难点 
第一个难点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既高不得、又低不得。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始终停留在一种外延式的增长陷阱之中。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口径,如果将增长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也考虑在内,中国实际上是近似负增长。换一句话说,中国当前的增长,是以破坏未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来实现的。这样的增长,说好听一点是借来的增长,一是没有福利效果,二是不可能持续。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了,把经济中的结构问题调整好。但是,中国目前有五、六千万的城镇失业人口,还有两亿多的剩余农村人口等待流向城镇。经济速度一降下来,本已巨大的失业压力就更大。 
第二个难点则涉及对外经济政策,那就是人民币升值既快不得、又慢不得。去年,中国的外贸出口继续以超高速度增长。外贸顺差和国家的外汇储备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作为世界第一位汇储备大国,中国面对越来越强的国际压力。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却逐步地走向升值。 
第三个宏观政策的难点是,社会收入政策的变化,既左不得、又右不得。29年来,中国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回避的程度。有消息称,用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指数,在中国已超过0.45,有的统计竟指出中国的基尼指数超过0.6。这个速度,不仅高于所有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任其发展下去,社会走向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大炮与黄油的矛盾中引入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的问题。而目前就我国的形势来看,我更愿意去关注或者说,换一种比喻的研究对象,汽车与住房的问题。 
2006宏观经济四大关键词 
“项目清理”:遏制投资过快成为重中之重 “投资过快,主要原因在地方政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说。各地普遍把“十一五”年均经济发展目标定在10%以上,甚至达13%,为此,一些地方政府盲目扩大投资。同时,新开工项目在土地、环评等环节违规严重。 
“加息”:市场手段为经济降温 “宏观调控,最关键的就是要让价格机制发挥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易宪容指出,如果不提高资金使用的价格(即利率),“风头”一过,投资还会快速反弹。 
土地和房地产:强力闸门巩固调控成效 房地产调控,对百姓而言是稳定房价、提高生活质量,在宏观经济层面,是有效防止关联行业投资过热、保证经济平稳运行。 
1、能源方面 
石油偏低与国际油价接轨 
2、房地产 
国家的调控只能在一定时期内缓解房价上涨,但不会挡住房价上涨。 
3、粮油、医疗、教育等方面 
4、人民币方面 
人民币会受到来自全世界的压力,中国会真正感受到发展中的动荡。 
5、人们的理财观念 
银行利率的调整直接影响到普通百姓的理财观念——钱是要用来投资的,而不只是放银行生息的。 
虽然通货膨胀相当严重,但是,所有浮动都不会因为你觉得不应该就真的不动,毕竟,宏观调控是一个整体的经济概念,涉及诸多,不是以小老百姓的意志为转移的。 
就像是火焰的问题,我想很多人在学习到火焰的内外三层焰之前,一定觉得是离火焰却近,温度越高,但实际上,只有外焰的温度最高。这就像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外延式增长与内涵式经济增长,当然,我们的国家肯定了解这两个概念本质的区别,却为什么始终无法快速拉升技术国力,让中国的经济实现高速的内涵式增长。 
关于物价暴涨的问题,有人就工资问题提到工会的作用,并且,极多人不满意本应为人民服务的工会却不知为何很多都站在老板一边了。 

(CPI)是一个滞后性的数据,但它往往是市场经济活动与政府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CPI稳定、就业充分及GDP增长往往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目标。不过,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CPI的稳定及其重要性并不像发达国家所认为的那样“有一定的权威性,市场的经济活动会根据CPI的变化来调整”。近几年来欧美国家GDP增长一直在2%左右波动,CPI也同样在0%~3%的范围内变化,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首先是国内经济快速增长,近两年来GDP增长都在9%以上,CPI却没有多少波动,表面看来这可以说得上是“政府对经济运行调控自如,市场行为反映十分理性”。二是一年之内CPI大起大落,前后相差几个百分点;一般情况下,除非经济生活中有重大的突发事件(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CPI是不可能大起大落的,所以2004年中国的CPI大幅波动有些异常。三是随着CPI大幅波动,国内经济一时间通货膨胀率过高,民众储蓄负利率严重,一时间居民储蓄又告别负收益,通货紧缩阴影重现。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令人担忧,因此,如何理解CPI指数便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5. 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哪些?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以及中国经济运行所呈现的趋势,中国经济在2010年正进入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构转型和政策调整时期,本文从宏观刺激政策的正常化、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全球化视角为主线,对2010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及走势进行了分析。综合多方面的因素,2010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总体基调保持与2009年一致的基础上,会在宏观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逐步回归正常化,结构调整和全球化的继续推进会对中国经济运行带来新的动力。   从2008年底全球共同以超常规刺激政策应对金融危机到2009年底已经一年多的时间,全球金融市场基本上恢复到雷曼兄弟倒闭之前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经济进入所谓“后金融危机时期”,这个时期所面临的市场环境较之危机时期有了明显的不同,也必然会促使经济运行呈现新的趋势和特征。  以2008年底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为代表,中国以超常规经济刺激计划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结合各方面的预测来看,2010年将是中国经济经过危机冲击触底之后、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的起点,也是宏观经济运行逐步正常化之后、宏观政策相应需要回到正常化状态的一年。  目前市场对于2010年的宏观经济趋势基本上达到大致的共识,总体增长状况可以用“温和”来形容,多数预测机构预计2010年中国的GDP增速在9%-10%,CPI约为3%左右。如果预测没有大的偏差,那么,这种组合将是十分温和的一个组合:从经济增长速度看,基本回到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这使得在2009年十分重要的“保增长”的任务在2010年会出现明显的调整,温和的经济复苏环境有助于推动结构调整的进展。从物价走势看,如果仅仅考察CPI的走势,2010年全年预计也相对温和,从推动CPI上升的几个主要动力看,翘尾因素大概推高一个百分点左右,各种公用事业等的调价因素大概贡献0.5个百分点左右,其余的空间更多归结为可能的新增涨价因素,例如国际资源价格可能的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等。但是,即便综合考虑各种因素,CPI依然属于较为温和的水平。从物价的翘尾因素看,2009年二季度物价同比基数较低,2010年年中CPI会相对较高,从而2010年全年CPI分布可能会出现“两头低,中间高”的情况。  从经济增长的季节分布看,主要因为基数和同比的因素,2010年季度增长同比分布预计会呈现前高后低的格局,但是,从环比看,各个季度环比预测相对稳定。实际上,国家统计局预计会从2010年开始公布同比的经济数据,可以作为十分重要的一个判断依据和参照。  因此,与危机冲击还十分显著的2009年相比,2010年应当是重新进入经济上升周期的起点,各个经济指标较之危机时期更为正常,客观上也要求宏观政策“正常化”。同时,经历大规模的危机应对刺激政策之后,中国经济也开始呈现一些新的趋势和特征。考察和把握2010年的宏观经济走向,至少应当把握几条主线:宏观政策如何从应对危机时期的超常规刺激政策中平稳退出、并转向正常化;如何在相对温和的增长环境下推进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调整、如何在全球化的新的背景和后金融危机环境下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哪些?

6. 2011年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有哪些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货币政策是说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总和。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 通常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纵观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历程,从建国后一直奉行的“双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开始施行的历时近七年之久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再到2005年我国政府开始奉行的“双稳健”政策,我国政府正是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国际经济动态的转变,审时度势,成功地完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当前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逆转以及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将有所缓和。同时,出口增长将回调,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作用下,银行的流动性虽然比去年有所缓解,但仍然比较充裕,货币信贷仍然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继续实行“双稳健”组合似乎是我国2007年继续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选择。 然而,就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影响我国政府做出宏观经济决策、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关注。首先,社会过度储蓄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从2000年到 2006年1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23804.4亿元增加到334361.4亿元,增长了1.7倍,增长幅度平均每年达到18%,存差也由24433.3亿元扩大到111219.8亿元,存差扩大了3.55倍。在储蓄增加额中,有45.3%来自于城乡居民增加的储蓄,另有31.1% 来自于企业增加的储蓄。就是说,当前我国储蓄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大主体的行为产生的。居民将过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一方面是与我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储蓄主要来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关。企业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不是投资于创新活动,一方面是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关,另一方面是这些储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业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业依然缺乏资金。在社会储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压力不断增加。随着存差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机构要千方百计将这些剩余资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又投向了建设领域,新一轮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由此产生。还有,储蓄过度增长引起过度投资,实际还对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因为在资金一定情况下,投资过多占有份额,必然排挤和抑制了消费。   其次,工业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向金融机构流入,另一方面是社会消费增长速度又远远慢于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由此,我国经济发展中又遇到另一个矛盾,工业品产能的过剩。按道理,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增长并不慢,而且从2004 年以后还有加快增长的趋势。比如从2004年到2006年社会消费平均增长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国工业在投资的不断刺激下产品生产量增长更快,例如2000年到2005年,全国家用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空调器、微型计算机、移动电话、汽车产量分别增长了1.05倍、1.33倍、1.11倍、 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2006年,上述工业品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当工业品持续以快于国内消费增长速度增加时,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又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反过来又要求M供给规模不断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全面扩大的趋势,既存在城乡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存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从2000年到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扩大到3.22倍,2006年扩大到3.4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项目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更大;在地区之间,西部地区居民最低收入省份与东部地区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比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公务员收入是贵州的3至4倍。在城镇内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镇居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由1∶3.6扩大到1∶5.7,而困难户收入与最高户收入差距达到11倍。行业差距更大,全国事业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约1.5万,一般企业1万左右,而大企业5至6万,能源、电信、金融企业可超过10万。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如此,从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农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扩大到1∶7.26。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相当悬殊的程度,基尼系数已超过0.4。2005年,我国城镇有近2000万人月收入在 200元,有近4000万农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们经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债维持生存。近几年来,我国消费不足实质是结构性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镇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他们将越来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他们却无钱消费。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身上,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费,这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经济运行中储蓄过剩、产能过剩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是近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而且也是国家长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虑的。就当前而言,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尚显偏松,财政政策相对偏紧,这种政策组合不利于控制工业产能的进一步过剩,也不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因此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奉行“总体稳健、适度微调”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态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在力度上调整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具体调整建议: 一是调整货币政策。首先,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调控仍有空间,适当时机还可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相应提高贷款利率;其次,金融机构应尽快调整资金使用结构,不断调低投资贷款比例,相应提高消费贷款比例,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住房抵押贷款、汽车、家电消费贷款、教育贷款、婚丧贷款等,鼓励居民贷款消费;再次,为了缓解资金流动性过剩的矛盾,一方面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减少银行存差不断扩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比如扩大企业中长期和短期债券发行规模,创新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积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探索和支持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等;另外,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在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可以以代客境外理财的形式加大投资国际金融市场,以此缓解流动性过剩和因贸易盈余及FDI流入给央行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压力。二是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应从目前的偏紧(压缩国债发行规模、压缩赤字规模)状态向灵活状态调整,适当扩大政府的投资和消费。一方面,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增加用于城镇低收入人群的贫困救济支出,进一步扩大救济覆盖面,继续提高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政府职员工资水平,并继续向有利于消费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推动农民消费。专项基金从三方面筹措:其一,从每年财政增收部分中划出一定比例(比如财政增收的10%)的资金;其二,每年发行一笔新农村建设专项国债(比如每年500亿元);其三,从每年土地出让金中切出一块资金来。将这三块资金捆成一起,组成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并支持农业、农村生产能力建设,降低农民生存和发展成本,增加他们的收入,以刺激消费。 三是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上交财政。近几年,在企业储蓄存款中,有很大比例是国有企业存款,这些存款绝大部分来自利润。目前,在现有体制条件下,许多国有企业的赢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原有财政投资和行业垄断形成的,这些赢利全部归企业,明显地形成了过多的企业储蓄,为进一步投资创造了源泉。因此,无论是从财政投资回报还是公平性原则看,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都应该向财政上交一部分利润,国家拿这部分利润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降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成本,提高他们的相对购买能力。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城乡居民预期支出。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人们紧缩即期消费,为未来储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消除现有各类社会保障制度规定的冲突与掣肘,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框架,该市场化的要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不该市场化的一定要根据公共服务原则进行制度设计,对于影响居民消费的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政策,要及时清理,当前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五是必须着手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长期问题。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由长期问题引起的,仅仅靠短期调控是不够的,还必须着手解决长期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实现的,过去我们实行这种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根据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教训,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如不及时改变这种战略,必然会给经济运行带来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因此,要解决投资过热、产能过剩、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还必须从长期制度安排方面入手。比如一方面,改革现行财税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将目前一部分事权向上移交由中央承担,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资源管理与环境治理等,同时将一部分财权向下移交地方政府支配,以此降低各级地方政府抓投资、上项目的冲动;另一方面,改变鼓励出口的政策安排,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分步骤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安排,适度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步伐,适当提高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同时,在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高度警惕和监管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国内,防止恶意炒作人民币,干扰我国汇率改革的进程。 还有,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既要规范初次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又要进一步利用税收、财政转移支付、捐赠、补贴等再分配手段,调节初次分配阶段形成的过大收入差距,最终实现“调高、扩中、提低”的目标。

7. 2006以来年度中国宏观经济政策

2009年经济政策 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长下滑至9.9%,在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背景下,第四季度经济肯定会进一步下滑。这意味着,08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跌落到10%以下。相比07年11.9%的经济增速,这将是一次经济“下大坡”! 以外需而言,由于外部经济不景气,08年前9个月外贸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下跌至1.2个百分点,比07年同期少了一半,而 09年外部经济环境将比今年更差 。08年的经济增长形势基本可以确定,最让人担心的是09年经济形势将会如何。现在市场担心,08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将跌破8%,而09年初将会连8%也守不住。国家统计局官员也预计,国际金融危机会对外商投资和出口带来进一步的冲击,而这两个领域是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面对经济形势转坏,中央在宏观政策上已经完全转向。自2007年7月以来,14个月之内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经过了四次调整,从“一防”、“双防”、“一保一控”变成“三保”,不仅财政政策日趋积极,而且货币政策也由一直以来的谨慎转向全面放松。不过,在经济紧缩之下,宽松的政策并不一定马上奏效。 央行此前公布的08年9月金融运行数据显示,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幅较上月末低回落了0.71%。M1(狭义货币供应量)则回落了2.05%,跌幅更明显。08年1-9月份净投放现金1350亿元,同比少投放608亿元。 货币供应量增速的变化显示出国内经济活动的减弱。 而反映定期存款增速趋势的数据(M2-M1)已连续5个月为正值,而且数据还在持续增大,显示存款定期化趋势在加强。 在微观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与此应证的紧缩信号。在08年7月份国内放松银行信贷额度之后,银行的反应并不积极。国内银行界的人士称,现在银行的首要任务并不是扩张信贷业务,而是收缩避险。对于部分行业(如房地产),不少银行至今仍在部分市场上将其列为“禁贷”业务。由此可以看到,银行对于需求放缓之下的风险,已经明显提高了警惕,这可以看成是一种“熊市心理”——扩张不如收缩,少做少有风险。不仅是银行,作为银行客户的企业,现在也在普遍收缩业务。虽然国内部分企业在喊信贷环境紧缩,但在降息环境下,企业有了钱之后,首先做的不是去扩大投资,而是去还银行的钱。不能忽视的是,这种微观上的紧缩——来自银行与企业的微观决策,已经部分抵消了宏观政策的放松,或者至少推迟了宏观政策放松的效果。 据悉,过去在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将提前到11月举行,以尽早决定和落实09年的经济政策,以稳定市场信心和预期。那么,09年的宏观政策到底会如何?会在哪些方面着力?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我们认为,在短期扩大消费难以奏效的情况下,估计中央的政策还是会从扩张财政和放松货币两方面着手。在财政政策上,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再度降临,中央财政赤字的规模有可能扩大。 在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都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况下, 09年的经济增长将主要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投资来拉动。 财政上将加大投资水库、铁路、地铁、城市基础设施,大力建设廉租房、农业基础设施等。 财政投资的资金,部分可能来自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部分将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然而,地方政府目前积极准备的大型投资项目,可能会遇到融资的困难。考虑到这一点,不排除由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行建设债券,筹集资金投资城市大型基建项目。此外,一定规模的减税政策也将成为09年的政策工具,增值税改革的扩大化也将成为可能。 总之,未来1-2年内中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性和产业政策都有较多的调整余地,这实际上意味着, 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领衔”之下,09年中国将启动多种政策来保经济增长。

2006以来年度中国宏观经济政策

8. 06年国家出台的经济政策内容有哪些

住房问题是关系民生的大问题。持续飙升的房价因超过百姓承受能力而招致广泛批评。中央政府连年出台一系列调控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下一步将如何着力?为此,我们选登相关调研报告进行评价,并请有关专家从各自的角度进行分析,同时考察邻邦韩国、日本的做法,以资借鉴。 

2006年以来,中央政府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以区别对待和循序渐进的方式,对房地产业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总体来看,调控初见成效。但房地产市场仍然存在住房供给结构不合理、部分城市房价上涨太快,中低收入居民住房难以满足等问题。亟需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和完善住宅的宏观调控政策。 

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的背景 

2006年以来,房地产业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房地产业投资增长过猛,部分地区房价上涨过快等问题,使房地产业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行业之一。 

(一)房地产业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 

自2006年以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城镇化率快速提高,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以住房、汽车、电子通讯、能源和基础原材料业较快发展的新一轮增长周期。其中,房地产、钢铁、水泥等行业投资迅猛增长,带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2004年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长53%,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新的不平衡,能源、运输供应紧张,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CPI)开始走高(6月同比上涨5%),中国经济运行出现偏热的迹象。 

(二)房地产业制度改革与政策调整 

第一,1998年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全面推进,有关住房的分配、供应、市场、金融、物业管理、中介、行政管理和调控等七个体系的改革全面启动,取消了实行40余年的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代之以货币化分配;明确了居民住房产权的私有化和住房获得渠道的市场化,调动了居民购房积极性,居民住房需求开始集中释放。 

第二,较好的经济环境,创造了更多的住房需求。一是城市新生代成家立业、城市化中新迁入人口需要住房。二是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居住有了更高的要求,部分取得房改产权的居民产生以旧换新、以小换大的住宅需求。三是大量的城市拆迁改造,增加了居民住房需求。四是大量社会资金将房产作为投资品所产生的需求。 

第三,国家对房地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从供求两方面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从“九五”初期开始,为扩大国内需求,中国政府将住宅作为居民新的消费热点,给予优惠房贷、减免税等政策支持,鼓励购房,刺激了住房消费。同时作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国家对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给予包括放宽商业住房信贷规模控制,实行预售房制度,整顿取消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等政策支持,促进了房地产业快速增长。2003年与1999年比,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年均增长24.5%,高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7.3个百分点。 

(三)体制机制缺欠与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 

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房地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地区房地产投资过热、房价上涨过高的现象,尤其是在上海、杭州等长三角地区,房价涨幅超过10%,成为此轮宏观经济偏热的一个象征。其根源在于体制、机制的缺欠。一是房地产市场已经放开,但相应的制度没有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二是大部分土地以协议方式转让,不能反映真实地价,土地资源不能合理使用。三是资金使用成本低。这些因素导致需求和投资动力旺盛,市场难以有效调整。2004年4月,为遏制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势头,国务院连续出台一系列政策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 

2006年以来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特点及成效 

(一)2006年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及成效 

调控目标和重点:2006年初,为抑制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中央政府采取了“管严土地、看紧信贷”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方面,加大了对房地产用地的治理整顿力度,清理整顿建设用地,严格审批管理,从紧土地供应,逐步推行经营性用地的“招、拍、挂”,从源头控制了土地供给。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将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含经济适用房项目)资本金比例提高到35%及以上,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严禁房地产流动资金贷款等,收紧银根,减少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支持。 

成效和问题:2006年调控措施以行政手段为主,力度较大,通过控制土地和资金供给,控制房地产供给,使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由年初的50.2%,逐月下降到年末的28.1%,回落22.1个百分点。 

但这次调控主要是抑制供给,对需求、尤其是非合理需求缺乏有效控制,前些年扩大内需、刺激住房消费的一些政策仍然在发挥作用,引起了供求关系的失衡。出现投机炒作和被动需求等非合理需求的快速增长;中低档住宅供应比例下降、房地产供给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引起的商品房价格大幅上涨.全国平均销售价格同比增长14.4%。尤其是上海、杭州等东南沿海城市房价涨幅更大,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是否会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关注。 

(二)2007年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特点及成效 

2007年初,根据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央三个月内继续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 

调控目标和重点:调控目标由控制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的单一目标向既控制投资速度又要抑制商品住房价格上涨过快的双重目标转换。调控重点相应调整:一是有效调整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从增加供给和减少需求两方面入手来调整房地产市场,实现稳定房价的目的。一方面,利用信贷、税收等经济手段,提高炒房成本,抑制房产投机需求;严格控制城市拆迁改造规模,抑制被动住房需求。同时,加大对闲置土地的清理力度,以此增加土地供给。二是在规划审批、土地供应以及信贷、税收等方面,对中小套型、中低价位普通住房给予优惠政策支持,改善住房供给结构。三是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出台了不准预售房再转让、实行购房实名制、上网交易等措施,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销售行为。加快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加强对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的动态监测,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调控效果与问题:2007年末房地产投资增长19.8%,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8.2个百分点;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7.5%,涨幅比上年同期回落3.6个百分点;上海、杭州等城市大幅上涨的房价得到了有效抑制,说明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但2008年初,一些问题又凸现出来。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出现反弹,1-6月增速比上年末提高4.4个百分点。二是供给结构不合理状况依然存在,部分大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急需的中低价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比例偏低,供给不足。三是深圳、北京、广州、大连等城市房价大幅上涨,中低收入人群难以承受,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三)2007年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特点 

2007年5月末建设部、发展改革委等九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的调控措施,各部委和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相关配套措施。 

调控目标:发展满足当地居民自住性需求的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有步骤地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 

重点:一是要求地方政府利用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真正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二是自2006年6月1日起,90平方米以下普通住房的供地面积和开发面积不得低于当年计划面积的70%,通过限套型、限房价,竞地价、竞房价的办法,保证中低价位、普通住房供给。三是运用经济手段。强化住宅转让环节的税收管理和外资购房的管理,抑制投机炒作;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有区别地调整住房消费信贷的首付比例,引导合理消费;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增强市场信息透明度和加强舆论引导,促进房地产市场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四是将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纳入到对地方政府目标责任考核制度中,保证调控措施的有效落实。 

对住宅产业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总体评价 

(一)此轮宏观调控政策的特点 

一是宏观调控呈阶段性,循序渐进。重在解决每个阶段的突出矛盾,调控逐步深入,注重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产生的震动和影响较小。 

二是调控政策的综合性和系统性。根据不同的调控对象,采取相应的调控手段,形成了综合使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的政策体系,得到了较好的效果。 


三是调控政策注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主要体现在既要控制房地产投资速度,抑制投资需求,又要保护普通居民购房积极性。在“双紧”的情况下,土地供给、项目审批、信贷支持等政策都向经济适用房、中低档住房倾斜。在抑制非合理需求的同时,对普通居民的自住性需求给予了房贷、税收方面的优惠。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成效 

第一,控制了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保持了房地产业的平稳发展。银根、地根紧缩及政府监管力度加大,房地产投资在规范中发展;投资、投机需求以及超前拆迁引发的被动需求得到一定程度抑制,房地产市场向以自住性需求为主转换;地方政府在调控和住房保障政策被赋予更大的责任。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投资各月累计同比增速由2006年年初的50.2%回落到2005年年末19.8%,2007年11月份为24%;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由2006年上涨14.4%,逐步回落,2007年11月份同比上涨5.8%,住房价格涨势平缓回落。 

第二,促进了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调控采取了与改革相结合的政策措施,建立了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并加强土地交易的监督和管理,堵塞了漏洞,促进了土地交易市场化进程和规范。 

第三,住宅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基本形成了由新建住宅市场、二手房转让市场和住宅租赁市场构成的住宅市场体系。并逐渐建立和完善了商品房预售、规范房地产交易秩序、住房交易实行网上申报等规章制度,房地产市场秩序逐步改善。 

(三)仍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房地产市场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住房供应结构性矛盾仍十分突出。2007年1-6月份,40个重点城市上市预售的套均建筑面积115平方米,适合当地居民自住需求的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仍然供应不足。二是部分城市房价上涨仍然较快。2007年11月,房价涨幅较大的城市:福州同比上涨10.4%,北京10.3%,深圳9.8%,厦门9.6%,秦皇岛9.3%,成都8.9%和贵阳8.4%,尤其是北京和深圳,房价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持续较大幅度上涨,使得普通居民仍然买不起房,房价回落并没有达到普通居民可承受的水平。三是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低收入家庭住房难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进一步分析上述问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对90平米以下普通住房两个70%的调控措施缺乏说服力和可操作性。此项措施是改善住房供给结构、满足当地居民自住需求的重要措施。但措施的目标定位是什么,是满足新生代的需求还是以旧换新居民的需求。如果都包括,还涉及居民住房消费目标的问题,90平米住房是否是未来几年居民住房的目标。另外,目标定位确定之后,需求量是多少,所占比例是否是70%,这些都需要给予科学、合理的解释,才有说服力,得到包括开发商在内的理解和支持。 

同时,中低价房在销售环节缺乏可操作性,包括购房人的资格审定、住房的销售程序、监督管理等都没有详细规定,措施难以有效落实。 

第二,体制问题制约地方政府落实住房调控政策的积极性。一是GDP是考核地方政绩的主要指标,房地产业投资速度和房价涨幅回落直接影响地方经济。二是土地收入是地方政府可取得的主要财政收入,限地价将影响地方收入。三是落实中低价住房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的资金来源不明确,需要地方政府自己筹钱,几个因素都直接影响地方利益。 

第三,投资收益低影响开发商建设中低档住房的积极性。中低档住房是在限套型、限房价的基础上,采取竞地价、竞房价的办法,进行招标,是在一定行政限制下的市场化行为。开发商追求的是投资收益,其结果一是在满足开发商收益的条件下竞出的房价可能偏高(广州已有先例),二是因预期收益低开发商不积极参与。 

第四,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一是住房保障体系不健全。政府承担为低收入人群解决居住问题责任不明确,缺乏法律与制度保障。二是部分城市还没有建立廉租制度,经济适用房制度尚需进一步改进,住房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太小。三是住房保障制度不落实。大多数城市没有明确的管理机构,资金来源缺乏制度化,没有建立最低收入居民家庭档案和申请、审批制度。 

第五,缺乏住房信息、档案等基础制度建设。利用税收、信贷等经济手段抑制投资需求、外资炒房等调控措施,因为没有建立实名制的住房档案而难以精确实施,降低调控效率。同时通过实施不动产税的方式来优化存量房源配置较好的政策建议,也因此难以实现。 

政策建议 

要继续完善和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与此同时要注重长远的制度建设,做到标本兼治,为更好的进行调控创造条件。 

第一,加强住房信息统计工作,建立住房档案登记制度。整合统计系统、建设系统的统计资源,建立实名制的住房档案登记制度。 

第二,建立科学的居民住房消费目标和消费模式。一是根据科学发展观和我国土地资源和人口状况,明确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90平米住房可以满足中等及中低收入普通居民的住房需求。二是准确统计中等及中低收入普通居民的自住房需求,按照实际需求安排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供地计划和建设计划。三是提倡根据消费能力“租、购并举”的科学消费模式,合理引导普通居民的住房消费。 

第三,调动地方政府落实调控政策的积极性,为地方政府认真落实调控措施创造制度条件。一是改革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减弱GDP增长的影响。二是改革、完善分税制度,使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相对称。三是改革土地收益制度,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 

第四,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满足普通居民购房需求。政府应该承担起保障中低收入居民住房的责任,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一是根据低收入居民的支付能力,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对低保人群实施廉租房政策;为低收入者提供经济适用房。二是建立住房保障基金,解决资金来源。三是建立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档案和分配制度,并跟踪了解和及时调整,根据实际需求安排住房投资和住房分配,做到应保尽保。 

同时,政府要给予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住房建设一定的政策支持,按照需求增加普通住房的供给。并制定普通住房定向销售细则,在分配、房贷利率、首付比例以及公积金贷款使用方面给予优惠,满足普通居民购房需求,降低购房成本。 

第五,推动不动产税的实施,合理配置房产资源。根据居民持有住房的情况,征收不同的财产税,可以通过税收手段抑制投资需求、充分利用存量房源,为地方财政提供稳定收入来源,是解决当前房地产市场问题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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